"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藝術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常被人拿來說一個人愛逢迎拍馬，似乎並不是一句讚美之詞，但長久以來看了許多事，卻也慢慢體會到這句話的藝術與技術層面及它的重要性。
一位員工很緊張的跑去跟公司的IT說：完蛋了，整個部門的電腦全部都中毒當機了。這是何等嚴重的事，但最後卻發現只是太多人同時存取網路硬碟上的資料，導致router塞車掛點而已。
一位醫生很仔細的用各種專有名詞向一位 "高級" 知識分子解釋他的疾病的來龍去脈。病人了解之後卸下了心中的恐懼，開心的走出診間。
兩個例子其實都涉及了普通人和 "神"（專業人員）的對話。第一個例子中，普通人發現部門的電腦一台接一台的變慢、漏斗跑不停，也許是怕這樣平鋪直述的言論神會聽不懂（也許是怕被神認為笨），於是自己做了一個 "中毒" 的結論才跑去跟神求解藥。如果這時IT按照這位員工的思路取解決問題，一個小問題可能真的會被搞得天翻地覆。
第二個例子中，神用了適當的語言解釋問題，順利讓人釋懷。但同樣的方式，同樣的專有名詞如果用在一位只有國中畢業的病人身上呢？也許醫生講得越多病人越恐慌也不一定。
於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功力便相當重要了。如何講出對方聽得懂得話，是一門學問，也是一門藝術。對於同一知識水平或領域的人來說，專有名詞、術語可以增加溝通效率；但面對不同知識水平、領域的人，這些專業語詞便純粹只是一種羈絆。外行人講行話，也許是出於希望能將自己畫為圈內人渴望，但打種臉充胖子的行為一但被戳破，不但淪為笑柄，也可能越幫越忙。內行人對外行人講行話，也許是一種習慣性的不自覺，但也常常出於一種炫耀、一種傲慢。沒有使用適當的語言，只是徒增誤解，浪費時間而已。
要無時無刻用適當的辭彙其實並不容易，但語言的最大功能本來就在於溝通，如果說話的雙方都能把對方的想法當成第一考量的要務，也許真的能夠免除許多不必要的誤會。

真的這麼理所當然嗎？

前一陣子，在朋友的介紹下看了一篇文章－「瑞士記者眼中的台北」。真的蠻推薦的，雖然當中有很多的內容可以歸咎於老外對於這塊土地文化的不了解而產生的謬論，不過有很多地方的確發人深省。許多我們長久以來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說不定並不該是那個樣子。
大人拼命工作、小孩拼命學習，台灣人似乎從出生開始就不斷的"玩命"。從嬰兒的身高體重、學生的考試名次到大人的薪水、頭銜，台灣人似乎有永遠比不完的名目。什麼都可以拿來比，但是就是很少聽到有人在比快樂。沒錯，快樂很難具體的比較，不過快樂似乎本來就沒有必要比較。
台灣太過擁擠、生活太多比較，這樣的情境也許是造成許多台灣人不快樂的元兇。累了想辦法提神、痛了就吃藥止痛。生病看醫生，吃了兩包藥沒改善就斷定沒效，於是換個醫生繼續看。似乎生病拖得太久也是一件丟臉的事，工作太累了想休息也是一種不可原諒的過錯。
"高級"這兩個字已沒有任何意義，在台灣似乎買不到"不高級"的產品。舶來品也不代表什麼，因為不管是美國、歐洲還是中國大陸或非洲，似乎只要不是在台灣生產的都可以稱為"原裝進口"。有受騙的感覺嗎？那又如何，反正對老闆來說錢已經進口袋了，就算你不來買第二次也沒關係，反正總有人會是第一次。
也許快樂就是要學會看破這一切，學會不比較才能讓自己饒了自己，學會傾聽、了解自己才不會被五花八門的資訊所迷惑。不過，這談何容易呢？

也許這就是文革.....

好久沒寫文章了，實在是最近都沒啥大事發生，另外也沒力氣管啥大事，隨著考試的接近，唸書、準備相關文件就快昏頭了。即使這樣，看到最近執政黨的言行，以及媒體的起鬨，還是想發洩一下。

沒有經歷過文革，老實講，我也沒有認真的去研究過文革，對於文革的印象總是在一些片段中的報導及旅遊的印象中獲得的。但最近台灣一個名為"民主進步"的政黨所幹的勾當卻讓我聯想到這段歷史。也許規模、行徑差距很大，但我覺得味道已經有些神似了。
"正名"、拆雕像、改節慶...似乎所有與中國有關的東西都成了錯誤。兩蔣時代固然威權，但那是時代的產物，實在很難想像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若沒有威權的強力主導，今天這個政權是否還存在？將所有的"政績"視為理所當然，只是不斷的以現在的法律標準批判當時的威權，我想這就是現在執政當局的思惟模式吧！這種形式上的運動、扣帽子式的掃蕩，與文革有何不同？
一切制度、規則、邏輯都只挑有利的解釋，這種不按既有規則進行的行徑跟偷雞摸狗的小偷又和合不同？口口聲聲的講民主，但一切政策卻都是在位者說了算，這又算哪門子的民主？選舉是一個民主程序，但卻不是民主的全部。民選首長代表民意，但並不代表他可以從此不在聆聽民意。沒有溝通的政策，這只是威權。
當勞委會主委及行政院長都宣示要調漲基本工資，我不禁要問"審議委員會開過會了嗎？"，他們究竟徵詢了多少民意？這些民意有全國代表性嗎？
當這些政治人物不斷的遊走於法律、制度的邊緣，不斷的測試自己權力的極限，也許他們只是希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威權時代而已。
也許陳水扁所談的台灣制憲，事實上是君主立憲.....也許總統府的下一個名稱會是皇宮......

企業的效率真的較優?

長久以來，人民對於政府的最大詬病就是官僚、效率差。也有許多人認為若政府讓企業來做，會改善不少。對於企業界的這種論調，我一直認為是一種商人的無知。
高鐵不斷出包，連一些基本的服務都做不好。公益彩券變成了台灣彩券後也是問題一堆。再往久遠一點談，還有個問題一直存在，只是在媒體版面暫時退燒的高速公路ETC。
公家機關效率差、繁文縟節、沒有成本效益概念。這些看在商人眼裡的缺點其實才是公營事業的優點。中國信託由於成本因素捨棄原本北富銀使用的全球最大彩券系統，改由第四大廠商系統接手，上市以來不但穩定性不足，功能也不夠完善。高鐵更是，撇開其間的政商糾葛不談，光營運服務這一點，事前也缺乏完整的規劃和考量，很多東西從成本出發，最後只是偷雞不著拾把米。買貴一點的系統又何妨？只要不是被當凱子削，多花點錢換來的安定絕對比純粹的降低成本划算。繁文縟節若能在反覆的確認中確保一切OK，絕對比外表光鮮亮麗的門面重要。
也許有人會說，台鐵還不是一天到晚出事、台北捷運當初還不是一團亂！沒錯！誰都會有失誤的時候，但是當出事時，媒體、民代一罵若是公家機關可以想見會有一票官員被懲處、首長道歉、馬上改進。但換成民間企業呢？從最近的新聞也許可以歸納如下：開記者會辯解、行政機關開罰揚言訴願、強調自身權益...。若將這些爭論所耗費的時間、金錢都納入成本考量，這些民營化是否還划算其實不無疑問。
政府納入企業的特質絕對是有助益的，但是也是有限度的，一昧的將整個企業的那一套搬到公用事業乃至於行政單位，只是越搞越糟而已。誠心的希望那些商管界的企業老闆、媒體、學者們還是少批評時政吧！不要在那裡不懂裝懂了！

資訊科技使產業的藩籬模糊化!?

Acer液晶電視今年出貨百萬台；Apple Computer Inc.拿掉了"computer"宣示缺一角的蘋果日後再也不只是電腦.....
資訊技術爆炸，除了產品更新速度加速外，產業間技術的交互運用同時也創在了許多新的行業，或者使許多公司順利的跨足至其他產業，而且來勢洶洶，對原本該產業的老企業形成強大的衝擊。謹守單一產業、單一產品的公司生存空間似乎也日益緊縮。
幾年前，當電腦與電視都還是映像管的時代，電腦螢幕與電視機似乎是兩個相似但卻不同的產業，各有各的品牌版圖，雖然有少數兩棲部隊(ex. Philips, SONY)，但終究為數不多，且似乎並沒有一家廠商能在兩個產業同時獨占鼇頭。曾幾何時，電腦螢幕不在背著厚重的殼，電腦(螢幕)的製造商也隨著LCD螢幕的興起及電腦的多媒體化，大舉進軍電視機市場。Acer, Viewsonic....這些傳統的電腦(螢幕)製造商都已成功的跨足電視機產業。相對的，許多傳統電視品牌，在沒有資訊科技的背景下，發展相對弱勢。
而蘋果電腦也在這波資訊科技跨領域應用的趨勢下，將他長久以來強勢的工業設計從電腦領域推上了娛樂、通信產業的舞台。在數位音樂市場鬥垮了Creative，以Ipod稱霸；線上音樂商店也改變了許多娛樂行銷的生態；俯發表的iPhone未上市先轟動，也造成了既有大廠NOKIA, Motorola的緊張，影響所及甚至波及手機音樂下載產業。與iPhone同時發表的Apple TV雖然名聲沒有iPhone響亮，但其在家庭media center上的應用不論在功能上或外型上都對既有以PC改裝的相穿產品產生一定的衝擊。
而這樣的趨勢會繼續擴展到更多的產業嗎？是否世界的商業體系也正朝向著M型社會發展？

永遠都有寒暑假的日子...

「你怎麼會想要唸博士班？」
面對這個問題，我的答案總是：「我想要過一輩子都有寒暑假的生活。」
許多人聽到這個答案都會會心一笑，看似開玩笑的回答，但卻也包含了一部份的真實。
大學時第一次離家求學，獨立生活。面對了許多的挑戰，也成長了不少。在鄉下地方待了三年半，雖然台語還是沒有進步，但還是感染了許多鄉下人的氣息。步調變慢了，發現自己再也沒有辦法自在的跟隨著台北人的節奏快步。11:30AM吃午餐、5:00PM吃晚餐，這似乎也不是都市人的規律。
研究所到了另一個鄉下混了兩年。與大學時一樣的步伐、一樣的作息，不一樣的是每天早上多了一杯咖啡和一個談天的好朋友；每天下午多了一群打屁的哥們和偶而心血來潮的下午茶。少了許多大學時代的外務，但瘋狂程度不減。研究室中，一張書桌、兩個鐵櫃、一個四層櫃，加上NB及IKEA檯燈，這就是我克難的小天地。
畢業後，同學們各奔東西，回到台北，我選擇了一個最接近學校生活的工作。兩年很快就過去了，雖然沒有學生時代生活的愜意，但倒也還算自在。
畢業三年了，但彷彿時間靜止，總覺得我的心似乎還留在寧靜湖畔，午夜夢迴，我似乎又走在夜深人靜的校園中；早上的咖啡雖然沒有了研究室裡的那份悠閒，但仍然有著溫暖的安定感。辭了工作，希望唸唸書今年能再當學生，有時真的懷疑自己追求的到底是學問本身？還是學問面具背後的那個生活的style....

換新身分證可能使籍在人不在的情形增加？

在一般的社會調查中，樣本的所在位置（居住地）常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變項。它代表了整個調查在地理上的樣本分布，也進一步透露了環境對樣本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政府進行的調查資料，由於有完整戶政資料的支持，因此其對於母體的掌握往往較一般民間進行的社會調查佳。而其對樣本的選取也常常以戶籍資料為準。例如人力資源調查，其抽樣是以「戶」為單位，調查樣本則為樣本戶中所有15歲以上的在籍人口。而許多調查因為已經有樣本的戶籍地資訊，在成本的考量以及居住地往往不是調查的重點的前提下，往往沒有再詢問樣本的居住地。
在以往的研究推估中，戶籍地即居住地的正確率約八成左右，可說相當高。因此在應用這些政府調查資料分析樣本與區域間關係的議題時，若資料中沒有呈現樣本的居住地資訊，則常以戶籍地作為居住地的替代變數。透過居住地資訊，可將調查資料與當地各項總體變數相聯結（如：工商區位、人口密度、學校密度等）對於探討環境對樣本行為影響的分析相當有幫助。不過此分析效度的前提便是建立在戶籍地即居住地的正確率上，因為若戶籍地與居住地不同，在以戶籍地為替代變數，納入該地的各項總體資訊進行分析就毫無意義了。

新式身份證，由於防偽的理由，將身份證以膠膜完整包裹，如果資料變更，便只有換發一途，而換發身份證需要50圓的費用，雖然不多，但也可能因為費用或手續麻煩的關係，使得人們更新資料的意願變低。我認為戶籍地即居住地的正確率問題是首當其衝的。除了因房屋買賣而不得不變更的情形外，若原有住屋仍屬家族所有，則可能選擇不遷戶籍。例如：小孩長大離家獨居，可能仍選擇將戶籍留在父母家。雖然此問題早已存在，但是這樣的規費會不會導致問題變得嚴重，甚至影響研究的應用是值得觀察的。